在税源监控上，我国可以借鉴瑞典的税务号码制度，利用税务号码对纳税人的银行财产信息进行交叉核对，为了减少成本，对个人就用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作为税务号码，对企业法人可借用技术监督部门编制的9位数企业法人代码作为税务号码，这样税务机关就可以核查出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与其银行的工资薪金收入、股息红利收入等是否相符，从而达到减少税款流失、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因此，转变发展的要 素利用模式，平衡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利用结构，实际上是改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初次分配的一个关键。而一部分中型企业，相当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大多分布在第三产业之中 ，有一部分工业中的小型和微型企业为特大和大中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服务。

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面，前者资本分配的比例较大，后者劳动分配的比例较大。除上述主要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农民土地等没有资产收益，以及粮食等农业产品价格不顺等，也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而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从15%左右，最终上升到80%左右。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扩大。

创造出来的财富，主要是采油设备、港口和运油管线及其轮船，财富的 初次分配获得者主要是油田、港口、管线和轮船的投资者和拥有者，在石油资源密集主导发展的行业，需要的劳动力也很少。城市的住宅和企业用地可以抵押融资， 可以出租，甚至倒卖住宅等资产，可以带来资产收益。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促进和保证居民有房子住，进而应在此基础上、而不是脱离了这个要义去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维护人民住有所居基本权利，并维持中国房地产业对经济发展应有的支撑力，平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亟须对今后的住房供给机制作长远考虑，实行旨在长治久安的统筹，其中的关键是使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政府在做好国土开发和不动产建设顶层规划的同时，侧重于提供为低收入阶层托底的保障轨上的廉租房和适合于收入夹心层的适租房。把所有的居民住宅都作为投资品看待的理念，已被现实生活证明是错误的、片面的。过去往往出现定位不准的问题和一些调控进退失据的问题，原因大多是把商品房提供方式当作了实际上的唯一方式，想完全通过市场和房价的合理化来间接地解决住房问题。现行保障房的提供方式包括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前者是根本收不回成本的，搞大了财政难以为继，只能针对最低收入阶层特殊困难人群，在较小范围发展。

对居者来说，商品房与保障房基本的区别是，一个拥有产权可自由转让，一个无产权、不可转让或只能有条件转让，但均可在其中过上有基本尊严的生活。政府在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定好顶层规划的同时，在产权房领域主要是管理好市场规则，并科学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这一市场。

二是要从商品房入手，对土地批租制度和不动产税费制度进行改革，建立财政有收入、居者见公平、政府显善政的土地批租制度和不动产(房地产)税费制度。一是要从保障房入手，对现行经济适用房制度进行改革，建立法律关系清晰、财政可持续、低中收入者无后顾之忧的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制度。应从两条轨道上着手对住房供给方式进行改革。居住公平的原则应如何理解与把握？居住公平应在、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实现

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但在社会领域例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大行其道，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市场经济脱离了往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其工具性凸现出来。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深化改革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增长。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市场是今天国企的主要特征。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不但难以前行，而且会不断倒退。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并非西方的公共部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矛盾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着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经济改革自1990年代初（确切地说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变成了主体改革。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是说国企的强大。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互相配合，平衡发展。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改革者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毫无疑问，面临强大的国企，民营企业纷纷败下阵来。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企开始想和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如何深化经济改革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

一旦权力要处置民企，民企没有任何抵抗之力。不过，在通过社会改革寻求下一波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

现在当社会政策成为主体性改革的时候，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体无完肤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能够有效抵制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用社会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改革。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有待深化。

于是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目的不是阻碍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相反是为了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道理很简单，尽管民企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宪法和法律仅停留在纸面上。

不安全是民企的普遍感觉。一是央企化，就是地方政府都拼命想和央企发生关系。

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再者，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需要进一步的动力。本世纪初开始，在和谐社会的改革目标指导下，改革的主体转移到了社会改革，意在确立社会政策。朱镕基改革时代，在实现企业公司化和法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经济改革当然也表现在制度层面，经过1990年代的改革，中国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

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至极端。因此，中国社会出现很多很大的声音，否定邓小平路线，呼吁回到毛泽东。

当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纷纷出现市场经济怀疑潮。